万物皆有裂痕，但，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！
上月末，我便得知今天会有一个规培毕业晚会，彼时我正在贵州遵义参加另一场毕业典礼，一场又一场赶赴这样的告别，内心已是感慨万千。
本以为离别是一件富有仪式感的慢动作，但何曾想，生活都是扑面而来，容不得逐一回放了。回想初到省医院报道领取白大褂，如在昨日，而今诸位却要带着省医院赠予的宝剑，各奔前程。
三年来，无数难忘的瞬间，温暖的故事，填满了我在省医院的青春记忆。总想起那些突发脑溢血的独居老人，以及半夜从外地急忙赶回来的子女；想起那些没有照看好小孩，在急诊科失声痛苦的母亲；想起耽误治疗的责任方和家属；想起穿着红外线内裤，吃着十全大补丸的保健品老人；想起那些星夜兼程赶来看病的高原藏民；想起托了很多关系找我帮忙挂号的远房亲戚；想起帮我带早饭，帮我铺值班室床铺的南方师妹；也想起值班不敢点的“翻水鱼”与“跑山鸡”。还有那些漫长的雨季以及浓厚的雾霾；那些办不完的出院、抢不到的电脑、抽风的打印机以及总是神秘失踪的签字笔。当然，也有挂满墙的锦旗、雪白的哈达、沉甸甸的证书以及春节院长端来的热汤圆。
记得17年，值班收了一个头外伤的中年交警。术后需要ICU监护，而全院仅剩胸外ICU有空床，但是胸外要求必须陪护一名神外医生处理病人。于是那晚我便在病人的加护病床旁搭了一张折叠床，随时监控病人的情况。但第二天护士老师说，半夜病人醒了，发现我鼾声如雷，却不让叫醒我，说这医生小伙太累了，为此我曾感动不已。但后来在医院大厅遇到他办出院，他笑着批评我说：“小伙子脚太臭啦，我那晚可是被你熏醒的”。
还有一次遇到一名打架被啤酒瓶砸成颅骨骨折的体院学生，我们花了5个小时才将他抢救回来，术后我去病房看他，结果在昏迷之际，他竟然向我喊：“医生，我要喝可乐！”。
这几年，记不清多少次在值班室的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，几乎每次都是从床铺上弹起来拿起听筒。有同学曾形容值班室的电话铃为“午夜凶铃”，半夜听到甚至会有瞬间室颤的错觉。有一次，我半夜突然被铃声惊醒，却发现自己睡在宿舍的床上，原来并没有在值班。我正要躺下暗自庆幸，手机再次响起，住院总打来电话，说一家四口坐一辆摩托车出了车祸，需要同时开三台手术，让我立刻支援。那天，我忙到次日黄昏，而住院总的电话也差点被我拉黑。
去年中秋节，由于值班饭吃得太急，凌晨我突发胃绞痛，我吃了一颗抑酸药，并不见效。一位病人家属半夜给病人倒便盆路过护士站，看我抱着肚子哭，硬去给我弄了一口袋生姜片贴肚子上，说那是她们老家的偏方。直到凌晨3点，我才缓解睡去。但奇怪的是第二天我始终没有找到那位家属，我疑心她半夜在哪里找的生姜片，并且怀疑最终还是我那颗抑酸药起了作用。但至今，我仍然想当面给她说一声谢谢，也不知道她的哪位亲人在这里住院，更不知道是否康复出院。
这三年，我的导师吴波教授用他对匠人精神的不懈追求，给我上了三年生动的课。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：“小何，你和别人一样努力还不够，你得在假期也努力才行。”所以忙完平时的工作，我和吴老师总是在周末或者假期讨论科研课题，逐字修改论文。老师总说：“小何啊，我没有什么绝招，我这里只有一些‘笨办法’”。我曾经以为自己足够聪明，而忽视了这些“笨办法”，直到我投文章处处碰壁，才想起老师的话来。经过1年多漫长的学习，就在前天，吴老师打来电话说，我的第一篇SCI终于被接收，目前还有两篇在投，两篇待完成。回想起来，是吴老师的“笨办法”让我明白，人生中，很多事我们办不成，往往是因为我们太“聪明”啦。
17年末，我和几位规培同学一起组建了“柳叶刀乐队”，并参加了省医院大大小小的晚会。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正规意义上的乐队，队友们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相继离开，但我相信这个乐队将会继续存在下去，以它自己的方式。
在本科的最后的一年，由于某些原因我患上了焦虑症，那时我常常到学校的心理系找一位教授做心理咨询。我去前听说他患了癌症，但却总是对同学笑着，是一个乐观的人。他常常在咨询前放一些歌曲让我放松，后来才知道，那些音乐是用于诱导催眠的工具。后来我决定离开泸州的时候心情已好了很多，但对未来的很多事仍充满怀疑。做完最后一次咨询，他送我到门口停下，并递给我一张唱片让我带上睡前听。我上了的士，在后视镜里看他摘下帽子，整理化疗脱落的头发，却还是笑着。
在开往成都的客车上，我无意中摸到那盘唱片，唱片的正面写着歌手的名字，一位享誉世界的加拿大诗人：科恩，而且刚刚去世。唱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排字，而那正是这位诗人的遗言，也是这位老师给我的临别赠言：万物皆有裂痕，但，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！
今天临别在即，我也将这句话转赠诸君。或许今后我们在漫长的行医生涯中，在无影灯圈照着的小小手术台，或者潮湿狭窄的值班室，难免想起工作的委屈与生活的疲惫，想起人生的瑕疵与梦想的残缺，可诸君，万物皆有裂痕，但，那又何妨，那不过是光照进来的地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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